嘉庚精神与有效利他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公益选择

著名华侨教育家、慈善家陈嘉庚，留下丰厚的精神遗产，长期被社会学习弘扬。澳洲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黄有光提出，有效利他主义的内核，与嘉庚精神有着内在相通之处。

黄有光对有效利他的定义是：依靠事实与逻辑推理，找到利他行动里效率最高的方式，并付诸实践。 在 2022 年 “庚・续：嘉庚精神继往开来” 国际嘉庚论坛上，黄有光梳理了嘉庚精神的七大内涵与贡献：生活简朴、嫉恶如仇、不累积大量私产、反对内战、大力兴办教育、创办《南洋商报》、持续投身慈善事业。陈嘉庚一生持续利他，以此为切入点讨论有效利他主义，具备很强的合理性。

有效利他主义是兴起约十二年的社会运动，起源于英国牛津大学，之后扩散到全球，澳洲、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都有相关探讨。 有效利他关注的是怎么高效行善，包括对比不同慈善机构的执行效率，研究行善的最优路径，评估全球灭绝类重大风险，像气候变化、人工超级智能带来的潜在威胁。

对于人工超级智能的风险，黄有光并不完全否认，但判断它不属于人类短期、中期需要重点应对的危机。他打比方，就像人还没登陆火星，先去担心火星人口过剩问题。人工智能未来可以给人类带来巨大收益，如果过度放大它的风险，会拖累 AI 产业研发节奏，反而得不偿失。在他看来，现阶段优先发力环保，应对全球变暖，短期和中长期的综合收益更高。

全球变暖，属于可能带来人类灭绝级别的重大灾难。2018 年，黄有光受邀在牛津大学发表首届 Atkinson 纪念讲座，提出有效利他两大优先方向：降低人类灭绝风险，以及低成本减少动物痛苦。

一旦人类整体灭绝，会损失未来数百年的人类福祉。哪怕只是小幅降低灭绝发生的概率，对应的预期收益也十分可观。如果人类能够存续，未来依托脑科学等技术提升人类幸福感，规避灭绝的价值会进一步放大。 全球灭绝的诱因包含气候变化、核战争、天体撞击、超级人工智能等。黄有光举例，一架航班仅有百分之一概率藏有定时炸弹，乘客大多会选择换乘。人类灭绝的后果，比单个人的生死要重要亿万倍，所以应当尽力降低它发生的可能性。

有学者提出，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多在数百年之后，经过贴现计算，放到当下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用重视。黄有光对此提出两点反驳。第一，气候带来的各类灾害，几十年内就会陆续显现，并非遥远未来才会发生。第二，区分两种情况：消费替代，和降低灭绝概率，二者适用的贴现逻辑不一样。

消费替代，指当下投入环保，减少当下消费，但降低未来污染治理成本，提升后代的消费总量。 举个数字例子：全球今年投入 2 亿元，200 年内没有回报，201 年起每年稳定获得扣除通胀后的 1000 亿元永续收益。看着回报丰厚，但如果采用 5.01% 的折现率，201 年之后永续现金流的现值，不足 7000 万元，不及初始投入，项目并不划算。

规避人类灭绝不属于消费替代，而是提升未来福祉实现的可能性。 假设今年投入 100 亿元，200 年内没有效果，自 201 年起，永久把每年灭绝概率降低 0.01%。从消费角度看投入巨大，但这是提升未来福祉的发生概率，经过测算，折现后的收益，可以达到投资额的一千倍以上。

征收温室气体税，是降低灭绝风险的可行办法。罗纳德・科斯、张五常、张维迎等学者，对污染外部性征税持有不同意见。黄有光认为，该分歧来源于科斯分析的局限：只对比 “全有” 或者 “全无” 两种极端情形。

张五常在《追忆科斯》记录了经济学史上著名的讨论会。科斯当时抛出问题：工厂生产污染周边居民，政府要不要征税或者限制工厂？在场所有人都认同政府需要干预，科斯却提出反对。持续三小时辩论之后，科斯的观点站稳脚跟。

科斯不使用数学、图形推导，只比较完全放任污染、彻底禁止污染这两个极端场景。黄有光认为，用这种二元极端案例否定庇古税，结论并不严谨。 主流经济学家并不主张彻底关停所有污染生产，那样会造成生产停滞，得不偿失。更合理的方案，是按照污染带来的社会损害，征收庇古税。不会把污染降到零，而是调节到污染者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最优水平。

当污染损害难以估算时，污染税率可以参考减排、治污的边际成本来设定。按这个标准设定税率，污染税收入可以覆盖最优治污投入，资金来源可以保障。 企业自主治理有边界，污染、环保这类外部性问题，不能只依靠市场主体自行解决，需要政府介入，甚至跨国协作。

黄有光还辨析了外部性概念，回应张维迎提出的案例。餐馆经营更好，挤垮竞争对手，算不算外部性，是否需要赔偿？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不需要赔偿，那为什么污染却要征税补偿？ 核心是区分金钱外部效应和实质外部效应。金钱外部效应，依靠市场价格变动传导；实质外部效应，会直接对他人造成损害。外部性理论讨论的对象，仅限实质外部效应。

市场需求上涨推高商品价格，损害其他消费者，但在无扭曲的完全竞争市场，消费者的损失会被生产者的收益抵消，金钱外部效应不会带来效率损失。 回到餐馆案例：优质餐馆挤压同行，但是给消费者带来福利。综合来看收益大于损失，不需要向竞争对手赔付。 而工厂、汽车排放污染物属于实质外部效应，会造成明显的效率损失。企业排污，自身边际收益很低，却给周边民众带来巨大伤害。征收庇古税，引导企业适度减排，带来社会净收益。但完全禁止污染，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得不偿失。

有效利他第二个优先方向，低成本减少动物痛苦。这里有三个福祉生物学核心问题： 第一，哪些物种拥有感知快乐与痛苦的能力； 第二，这类物种的净福祉是正还是负； 第三，用什么方式提升它们的福祉水平。

规模化减少养殖动物痛苦，成本往往很低，甚至接近零，主要针对鸡、鸭、牛、羊这类畜禽。比如扩大养殖笼的空间，减轻动物痛苦。这样会小幅抬高肉价，但减少肉食摄入，对人体健康也有益。 如果养殖方式可以让动物一生中快乐超过痛苦，那么养殖吃肉对动物而言，也存在正向意义；反之，动物全程只有痛苦，就不存在这份正向价值。

黄有光不支持过度限制动物实验。减少动物痛苦的长期手段，依赖科学持续进步，严苛禁令会阻碍科研发展，反而不利于动物福利的长期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