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研究
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彻底重构了传统供应链运作模式与企业价值创造逻辑。在产业数字化升级的大背景下,供应链协同效率低下、资源配置失衡、价值增值能力薄弱等问题成为制约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痛点。基于此,本文以国内A股上市实体企业为研究样本,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系统分析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作用机制、影响动因与实践绩效,通过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相关性与传导效应,明确数字技术嵌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影响,以及供应链协同在其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厘清了三者的联动逻辑,为企业依托数字化升级优化供应链体系、实现价值长效增长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企业价值创造;中介效应;实体企业
一、引言
数字经济的快速迭代重塑了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普及应用,打破了传统产业的信息壁垒与时空限制,成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提质增效的核心动能。国家持续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战略,出台多项政策鼓励实体企业深化数字技术应用,推动供应链数字化、智能化升级,为企业价值创造提供了全新发展机遇。
供应链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资源流转、价值传递的核心载体,其协同水平直接决定企业生产效率、运营成本与市场竞争力。传统供应链存在信息不对称、上下游联动性弱、资源整合能力不足、风险抵御能力差等诸多问题,难以适配当下动态多变的市场需求,严重制约企业价值增值空间。而数字技术的深度嵌入,能够打通供应链上下游信息通道,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商流的实时互通,有效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为企业价值创造赋能。
当前,越来越多实体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布局,通过引入各类数字技术优化供应链管理模式,但多数企业存在技术嵌入碎片化、供应链协同机制不完善、数字化投入难以转化为价值增量等现实问题。现有研究多单独探讨数字技术或供应链协同对企业绩效的影响,针对三者联动机制、传导路径的系统性实证研究较为匮乏,难以充分指导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供应链优化实践。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与现实痛点,本文以A股实体上市企业年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首先梳理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成果,界定核心变量内涵;其次剖析三者的内在作用机理与影响动因,提出研究假设;再次通过实证模型、样本数据、统计检验验证变量间的相关性与中介效应;最后根据实证结果总结研究结论,提出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协同优化与价值提升的实践策略,弥补现有研究不足,为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技术嵌入相关研究
数字技术嵌入是指企业将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化技术,深度融入生产、采购、仓储、物流、销售等全经营流程,实现业务流程数字化、管理模式智能化、资源配置精准化的过程,是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载体。
在数字技术嵌入的内涵与价值层面,张辉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具备渗透性、替代性、协同性三大核心特征,能够打破传统企业的组织边界与业务壁垒,重构企业生产运营模式[1]。李雪等指出,数字技术嵌入通过信息数字化、流程智能化、资源网络化,有效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成本、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提升企业运营效率[2]。王浩宇提出,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能够推动企业从传统粗放式经营向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技术支撑[3]。
在数字技术嵌入的实践影响层面,国外学者Bai & Sarkis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体系,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信息透明度,强化企业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响应能力[4]。Lee等学者认为,数字化技术的普及应用,能够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减少资源闲置与浪费,为企业价值增值奠定基础[5]。
(二)供应链协同相关研究
供应链协同是指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各业务环节基于信息共享、资源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原则,开展联动合作、协同运作的管理模式,核心涵盖信息协同、资源协同、流程协同、战略协同四个维度,是提升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的关键。
国内学者刘刚指出,供应链协同的本质是通过供应链各主体的高效联动,实现供应链整体效益最大化,降低整体运营风险,提升产业链整体竞争力[6]。陈静等研究表明,高效的供应链协同能够缩短产品生产周期、降低供应链整体成本、提升供需匹配精度,助力企业稳定市场份额[7]。张明伟提出,信息协同是供应链协同的核心基础,只有实现上下游信息实时共享,才能实现资源与流程的深度协同[8]。
国外学者Wang等认为,供应链协同水平越高,企业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越强,越能够快速适配市场动态变化,提升企业经营绩效[9]。Zhang等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供应链协同对企业运营效率、创新能力、市场竞争力均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10]。
(三)企业价值创造相关研究
企业价值创造是企业通过资源投入、生产运营、创新变革、供应链优化等一系列经营活动,实现资产增值、利润提升、品牌升级、核心竞争力增强的全过程,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核心目标,主要体现为财务价值、市场价值与长期发展价值三个维度。
传统研究中,学者多从资本投入、技术创新、内部控制、人力资源等维度探究企业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研究开始聚焦供应链与数字化层面。刘佳等研究发现,供应链运作效率直接影响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供应链优化是企业价值增值的重要路径[11]。赵阳指出,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优化企业经营模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激发创新活力,显著推动企业价值提升[12]。
(四)变量间相关性研究
现有部分研究初步探讨了三者的关联关系。李然等实证发现,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进而正向影响企业经营绩效[13]。郭涛等研究表明,供应链协同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提升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传导作用[14]。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多数研究未细化数字技术嵌入的维度,对三者的动态作用机制、异质性影响分析不足,且实证数据的针对性与系统性有待完善,缺乏对实体企业的专项实证检验。
综上,本文基于现有研究基础,细化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的核心维度,通过大样本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三者的内在作用机制与中介效应,丰富数字经济与企业价值创造的相关研究成果。
三、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技术嵌入对企业价值创造的直接影响
数字技术嵌入从成本管控、效率提升、创新赋能、风险防控四个维度直接推动企业价值创造。首先,数字技术能够实现企业生产、采购、仓储、销售全流程数字化管控,减少人工误差与资源浪费,降低企业管理成本、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直接提升企业盈利水平。其次,数字化智能系统能够快速捕捉市场需求、分析行业数据,提升企业市场响应效率与决策精准度,助力企业抢占市场机遇。再次,数字技术赋能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与管理创新,帮助企业打造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市场价值。最后,数字化风控体系能够实时监测供应链风险、市场风险,降低企业经营不确定性,保障企业价值稳定增长。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数字技术嵌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二)数字技术嵌入对供应链协同的影响
数字技术嵌入是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的核心驱动力。在信息协同层面,大数据、云计算技术能够打通上下游信息壁垒,实现供需信息、库存信息、物流信息、生产信息的实时共享,解决传统供应链信息滞后、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资源协同层面,数字技术能够精准匹配供应链资金、物料、人力、物流资源,优化资源配置结构,避免资源闲置与短缺。在流程协同层面,物联网、智能管控系统能够实现采购、生产、仓储、配送全流程联动管控,优化供应链运作流程。在战略协同层面,数字化共享平台能够推动上下游企业战略对齐、目标统一,实现长期深度合作。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2. 数字技术嵌入对供应链协同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三)供应链协同的中介作用
供应链协同在数字技术嵌入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发挥中介传导作用。数字技术嵌入并非直接完全转化为企业价值,部分价值增值通过优化供应链协同实现。数字技术通过赋能供应链信息、资源、流程、战略全方位协同,提升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降低供应链整体成本、强化上下游联动能力,进而推动企业财务价值、市场价值与长期价值提升。即数字技术嵌入可通过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间接促进企业价值创造。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3. 供应链协同在数字技术嵌入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效应。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9-2023年中国A股实体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金融类、ST、*ST类企业及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1286家企业、共计6430个年度面板数据。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企业年度报告、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披露文件,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巨潮资讯网、企业官方公告补充完善,同时对连续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规避极端值对实证结果的干扰。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企业价值创造(EV)。现有研究多采用托宾Q值衡量企业市场价值,能够综合反映企业短期经营绩效与长期发展价值,本文选取托宾Q值作为企业价值创造的核心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数字技术嵌入(DT)。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通过文本挖掘法,从企业年报中提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数字化平台等数字化关键词,统计关键词词频并标准化处理,以此衡量企业数字技术嵌入程度,词频越高代表数字技术嵌入深度越强。
3. 中介变量:供应链协同(SC)。从信息协同、资源协同、流程协同、战略协同四个维度构建供应链协同评价指标体系,通过熵值法测算各企业供应链协同综合得分,得分越高代表供应链协同水平越高。
4. 控制变量。为规避其他因素干扰,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研发投入作为控制变量,全面控制企业个体特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
(三)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检验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构建三个回归模型,所有模型均控制年份固定效应与行业固定效应,具体设定如下:
模型1(主效应模型):企业价值创造=α0+α1数字技术嵌入+α控制变量+固定效应+误差项
模型2(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模型):供应链协同=β0+β1数字技术嵌入+β控制变量+固定效应+误差项
模型3(中介效应模型):企业价值创造=γ0+γ1数字技术嵌入+γ2供应链协同+γ控制变量+固定效应+误差项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本文核心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大值、最小值,明确样本数据的整体分布特征,具体结果如下表所示。
变量名称 | 观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企业价值创造(EV) | 6430 | 2.412 | 1.356 | 0.875 | 8.924 |
数字技术嵌入(DT) | 6430 | 3.268 | 2.143 | 0.000 | 12.571 |
供应链协同(SC) | 6430 | 0.524 | 0.208 | 0.103 | 0.916 |
企业规模 | 6430 | 22.365 | 1.872 | 18.924 | 26.891 |
企业年龄 | 6430 | 18.652 | 5.364 | 4.000 | 39.000 |
资产负债率 | 6430 | 0.483 | 0.215 | 0.062 | 0.895 |
由表可知,企业价值创造的均值为2.412,标准差为1.356,说明样本企业价值创造水平存在明显个体差异;数字技术嵌入均值为3.268,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2.571,表明不同实体企业数字化嵌入程度差距较大,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起步阶段;供应链协同均值为0.524,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符合当前实体企业供应链发展现状。
(二)相关性分析
通过Pearson相关性检验分析各变量间的相关关系,结果如下表所示。
变量 | EV | DT | SC |
|---|---|---|---|
EV | 1.000 | *** | *** |
DT | 0.426*** | 1.000 | *** |
SC | 0.385*** | 0.512*** | 1.000 |
注:***、**、*分别代表在1%、5%、10%水平上显著,下同。
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与企业价值创造、供应链协同均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也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本文核心研究假设,为后续回归分析奠定基础。同时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6,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定合理。
(三)回归结果分析
通过逐步回归法检验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核心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变量 | 模型1(EV) | 模型2(SC) | 模型3(EV) |
|---|---|---|---|
DT | 0.286***(15.32) | 0.312***(18.65) | 0.152***(8.76) |
SC | - | - | 0.421***(12.35)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行业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R² | 0.385 | 0.426 | 0.492 |
1. 主效应检验。模型1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286,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嵌入能够显著促进企业价值创造,假设1成立。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能够有效优化企业经营模式、降低运营成本、提升创新能力,持续赋能企业价值增值。
2. 自变量对中介变量检验。模型2结果显示,数字技术嵌入的回归系数为0.312,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技术嵌入能够有效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假设2成立。数字技术打破了供应链信息壁垒,实现了上下游资源、流程、战略的深度联动,显著优化供应链协同效率。
3. 中介效应检验。模型3结果显示,引入供应链协同中介变量后,数字技术嵌入与供应链协同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数字技术嵌入的系数由0.286下降至0.152,说明供应链协同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3成立。即数字技术嵌入不仅可以直接推动企业价值创造,还可以通过提升供应链协同水平,间接促进企业价值增长。
(四)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替代托宾Q值衡量企业价值创造,重新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完全一致,核心变量系数符号、显著性未发生变化,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备良好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19-2023年A股实体上市企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内在作用机制与传导路径,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技术嵌入对企业价值创造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数字化嵌入程度越高,价值创造能力越强;第二,数字技术嵌入能够显著提升供应链信息、资源、流程、战略协同水平,是优化供应链运作体系的核心驱动力;第三,供应链协同在数字技术嵌入与企业价值创造之间发挥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技术可通过赋能供应链协同,间接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第四,当前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供应链协同水平存在明显个体差异,中小规模企业数字化转型滞后、供应链协同不足问题较为突出。
(二)对策建议
1. 深化数字技术全方位嵌入,夯实价值创造技术基础。企业应加大数字化研发与投入力度,全面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技术,搭建一体化数字化运营平台,实现生产、采购、物流、销售、管理全流程数字化升级。同时结合自身行业特征与经营短板,针对性嵌入适配的数字技术,避免数字化投入碎片化、形式化,充分释放数字技术的赋能价值。
2. 优化供应链协同体系,搭建数字化协同机制。企业应依托数字技术打通上下游供应链信息壁垒,建立供应链信息实时共享机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资源高效配置。同时加强与上下游企业的战略合作,构建数字化、智能化、一体化的供应链协同生态,完善资源互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协同机制,全面提升供应链整体运作效率与抗风险能力。
3. 强化三者联动融合,构建长效价值创造机制。企业应树立“数字赋能、协同增效、价值增值”的发展理念,将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协同优化与企业价值创造深度绑定,依托数字化升级持续优化供应链协同模式,通过供应链高效协同释放数字化转型红利,形成“数字技术-供应链协同-企业价值提升”的良性循环,实现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4. 差异化推进数字化转型,缩小企业发展差距。中小型企业可依托轻量化数字化工具逐步推进转型,优先解决供应链信息不对称、运营效率低下等核心问题;大型龙头企业可发挥技术、资源优势,搭建行业数字化供应链平台,带动产业链整体协同升级,推动全行业企业价值整体提升。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虽验证了三者的核心作用机制,但仍存在一定研究不足:未进一步区分不同行业、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异质性影响,对数字技术嵌入的细分维度研究不够深入。未来研究可细化数字技术嵌入的类型,探究不同数字技术对供应链协同与企业价值创造的差异化影响,同时结合行业、产权、规模等异质性特征开展细分研究,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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