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供应链实践、碳减排成本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

摘要：本文基于成本收益理论与资源基础理论，选取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样本，对绿色供应链实践、碳减排成本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开展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上市公司推行绿色供应链实践会抬升企业碳减排成本；绿色供应链实践总体上有助于改善企业长期经济绩效；碳减排成本在绿色供应链实践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绿色供应链实践一方面通过碳减排成本形成短期成本压力抑制绩效，另一方面借助绿色资源积累、供应链协同形成长期价值增益；异质性分析显示，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对长期绩效提升作用更强，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的短期碳减排成本效应更加明显。

关键词：绿色供应链实践；碳减排成本；长期经济绩效；资源基础理论

一、引言

双碳目标提出以来，我国产业发展全面转向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阶段。碳交易市场逐步扩容、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持续完善，对制造业企业全链条低碳管控提出更高要求。企业作为产业链低碳转型的核心主体，供应链上下游绿色协同水平，直接决定企业碳管控压力、转型投入与长期价值空间，绿色转型下企业经济绩效如何演变，是政策制定者与资本市场持续关注的议题。

绿色供应链实践是企业将低碳、环保要求延伸至上游供应商、下游分销商的全链条管理活动，包含绿色采购、绿色生产、废弃物循环、供应商环境审核、低碳物流等环节 [1]。Sarkis [2] 较早系统梳理绿色供应链管理框架，认为绿色供应链并非单一环节环保改造，而是覆盖采购、生产、分销的系统性变革，会同时改变企业成本结构与资源禀赋。现有大量文献讨论绿色供应链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已有研究多关注绿色供应链对短期财务绩效、环境绩效的直接效应，讨论绿色供应链实践对企业长期价值影响的研究相对有限。同时学术界对于绿色供应链究竟提升还是损害企业长期绩效，尚未形成统一结论。部分学者认为绿色供应链能够构建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企业长期价值 [3-4]；部分学者认为绿色改造、供应商筛选、低碳设备更新会增加大量环境投入，侵蚀企业盈利水平，不利于企业长期经营 [5-6]；还有部分研究发现绿色供应链对企业绩效不存在显著线性影响 [7]。这说明绿色供应链实践与企业长期绩效之间的作用机制仍有待深入挖掘。

针对绿色供应链实践影响企业绩效的相关研究，学者采用的理论基础以成本收益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为主。成本收益理论认为，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需要购置低碳设备、改造生产工艺、开展供应商环境审计、购买碳排放额度，上述支出形成碳减排成本，挤占企业经营性现金流，短期会对企业经营产生负向冲击 [8]。资源基础理论则认为，绿色供应链实践属于企业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异质性资源，长期能够帮助企业获得绿色认证、开拓绿色市场、降低供应链环境风险，形成可持续竞争优势，提升长期企业价值 [9]。本文认为现有研究分歧可以从两个角度解释：（1）多数研究忽略中间传导路径，直接检验绿色供应链与绩效的简单相关关系，忽略碳减排成本在其中的中介传导，混淆短期成本效应和长期价值效应；（2）绿色供应链实践可以划分为内部绿色运营与外部供应链协同两类，两类实践方式产生的碳减排成本规模、价值变现周期存在差异，现有文献常常笼统合并度量，导致结论不一致。

为厘清绿色供应链影响企业长期绩效的内在传导路径，本文聚焦制造业这一高耗能、高排放的重点行业，选取沪深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绿色供应链实践、碳减排成本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本研究旨在识别碳减排成本的中介机制，为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布局、低碳转型成本管控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 2021 年上市公司截面数据，本文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绿色供应链实践程度越高，企业碳减排成本越高，绿色供应链转型带来设备改造、绿色采购、碳信息披露等各类支出，抬升企业碳减排相关投入。第二，绿色供应链实践显著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经济绩效，长期视角下绿色供应链带来的资源优势、合规红利高于短期成本冲击。第三，碳减排成本在绿色供应链实践与长期经济绩效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绿色供应链实践推高碳减排成本，该成本上升会抑制长期绩效，但绿色供应链本身仍存在正向净效应。第四，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对长期绩效提升效果更强；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带来的碳减排成本增幅更大，长期绩效增益相对偏弱。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绿色供应链实践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

当前关于绿色供应链实践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结论尚未统一。持正向观点的研究基于资源基础理论，认为绿色供应链属于稀缺、难以模仿的组织能力。如朱庆华等 [10] 提出，全链条绿色管理能够帮助企业规避环境处罚风险，满足下游大客户绿色采购要求，开拓绿色产品市场，形成长期竞争优势。持负向观点的研究基于成本收益理论，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需要持续投入资金改造工艺、筛选供应商、开展碳核算，持续增加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拖累企业经营表现。例如 Walley 和 Whitehead [11] 提出，环境投入属于额外负担，企业绿色行为难以在短期内转化为经济收益。

对于资产体量较大、产业链条长的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的价值释放存在时间滞后。短期转型投入会带来成本压力，但长期能够降低环境合规风险、树立绿色品牌，改善企业长期价值。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绿色供应链实践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经济绩效。

（二）绿色供应链实践与碳减排成本

碳减排成本是企业为降低碳排放、满足环境监管要求产生的各类支出，包含低碳设备购置、工艺改造、绿色原材料采购、碳核查、碳配额购买、环保人员薪酬等。绿色供应链实践不再局限于企业厂区内部，需要向上游延伸，对供应商设置环保准入标准，开展供应商环境评估，向下游推进低碳物流、产品回收，拓展了企业低碳管控边界。企业要推动上下游协同减排，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开展供应链绿色改造，碳减排相关支出随之增加。因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绿色供应链实践正向影响企业碳减排成本。

（三）碳减排成本的中介效应

绿色供应链实践一方面直接塑造企业绿色资源，提升长期绩效；另一方面，绿色供应链会推高碳减排成本，碳减排成本增加会占用企业资金，压缩研发与市场投入，对企业长期经济绩效形成抑制。换言之，绿色供应链实践既存在直接正向效应，又通过碳减排成本产生间接负向效应，碳减排成本承担中介传导作用。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 3：碳减排成本在绿色供应链实践与企业长期经济绩效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四）绿色供应链实践的异质性细分

参照已有文献，将绿色供应链实践拆分为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与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两个维度。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主要指企业内部绿色生产、工艺节能、废弃物循环利用、厂区低碳改造等活动；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指绿色供应商筛选、上游绿色采购、下游低碳分销、产品回收等上下游协同低碳管理。 内部绿色实践的管控边界集中于企业自身，投入的低碳改造可以持续降低自身能耗与排放，长期收益稳定；外部协同需要协调众多供应商，沟通成本、审核成本更高，碳减排成本上升幅度更大，收益兑现周期更长。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4：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正向影响企业长期经济绩效； 假设 5：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对企业长期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较弱，对碳减排成本的提升作用更强。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选取

本文选取沪深两市 A 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数据来自国泰安 CSMAR 数据库、华证 ESG 数据库以及上市公司年报，选取制造业上市公司 2021 年截面数据。获取初始样本后，对原始样本做如下筛选：（1）剔除环境信息、供应链信息缺失的样本；（2）剔除 ST、*ST 等经营异常样本；（3）剔除财务数据极端异常样本。最终得到制造业上市公司 1942 家，采用 SPSS23.0 开展统计分析。

（二）变量选择

1. 自变量：绿色供应链实践（GSCM） 参考已有文献，依托上市公司年报、ESG 报告文本信息，从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GSCM_In）与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GSCM_Out）两个维度打分，加总得到绿色供应链实践总指标 GSCM。指标取值范围 0~10，数值越大代表企业绿色供应链实践程度越高。

2. 中介变量：碳减排成本（CarbonCost） 碳减排成本采用企业当年环保投入总额取自然对数衡量，环保投入包含节能减排改造支出、碳核查费用、污染物治理投入、绿色原材料增量成本等。

3. 因变量：企业长期经济绩效（LTPerf） 参考同类文献，选取托宾 Q 值衡量企业长期经济绩效，托宾 Q 反映资本市场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判断，适合表征长期绩效。

4. 控制变量。为提高检验可靠性，控制其他可能影响企业长期绩效的变量。参考朱庆华 [10]、张倩 [12] 等研究，选取公司规模（Size）：企业总资产自然对数；企业年龄（Firmage）：企业成立年限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总负债 / 总资产；总资产收益率（ROA）：净利润 / 总资产；股权性质（SOE）：国有企业赋值 1，其余为 0；董事会规模（BoardSize）：董事会总人数；独立董事占比（Indep）：独立董事人数 / 董事会总人数；企业现金流（Cashflow）：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 总资产。

变量测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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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首先对各变量开展描述性统计分析。自变量方面，绿色供应链实践总得分 GSCM 均值为 4.217，标准差 2.103；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 GSCM_In 均值 2.432，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 GSCM_Out 均值 1.785。可以看出制造业企业绿色供应链实践整体水平偏低，多数企业优先推进内部绿色改造，外部上下游协同实施程度相对不足。中介变量碳减排成本 CarbonCost 均值 17.346，标准差 2.672，样本企业碳减排投入差异明显。因变量长期经济绩效 LTPerf（托宾 Q）均值 2.316，标准差 1.724，制造业企业长期价值分化较大。

相关分析结果初步显示，绿色供应链实践 GSCM 与长期经济绩效 LTPerf 显著正相关；GSCM 与碳减排成本 CarbonCost 显著正相关；碳减排成本 CarbonCost 与 LTPerf 显著负相关。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采用逐步回归检验，所有模型 VIF 最大值 3.861，小于临界值 10，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4-1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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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n=1942，p<0.01，p<0.05，p<0.1，下表同。

（二）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依次回归检验中介效应，模型 1 检验绿色供应链实践对长期经济绩效的总效应；模型 2 检验绿色供应链实践对碳减排成本的影响；模型 3 同时放入绿色供应链实践与碳减排成本，检验中介效应。

表 4-2 回归分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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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1 结果显示，绿色供应链实践 GSCM 系数显著为正（β=0.064，p<0.01），假设 1 得到支持，绿色供应链实践能够提升企业长期经济绩效。模型 2 结果表明 GSCM 显著正向影响碳减排成本 CarbonCost（β=0.193，p<0.01），假设 2 成立，绿色供应链实践提升企业碳减排投入。模型 3 同时纳入 GSCM 与 CarbonCost，GSCM 系数依然显著为正，CarbonCost 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碳减排成本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假设 3 成立。模型 4 内部绿色供应链 GSCM_In 系数显著为正（β=0.087，p<0.01），假设 4 成立。模型 5 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 GSCM_Out 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假设 5 得到支持，外部协同对长期绩效提升作用不显著，结合模型 2 相关系数可知外部协同对碳减排成本拉动更强。

（三）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实证结果稳定性，本文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采用滞后一期总资产收益率衡量企业长期经济绩效，重新执行中介回归。回归结果符号、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基本保持一致，证明本文结论具备稳健性。

表 4-3 稳健性检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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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在双碳政策持续推进、供应链低碳约束不断强化的环境下，制造业企业实施绿色供应链实践，整体有利于改善长期经济绩效，但绿色供应链转型会推高碳减排成本。碳减排成本是重要的中间传导机制：绿色供应链一方面直接塑造企业绿色资源、降低环境风险，提升长期企业价值；另一方面带来碳减排投入增加，碳减排成本上升会对长期绩效形成抑制，最终表现为部分中介效应。从绿色供应链细分维度来看，企业内部绿色生产、节能改造等实践对长期绩效提升效果更稳定；而面向上下游的外部绿色协同，碳减排成本增幅更大，长期绩效收益尚不显著。

从制造业行业特征来看，制造业属于高排放行业，环境合规压力持续加大。单纯追求短期成本最小化而回避绿色供应链改造，会持续累积环境风险，一旦出现环保处罚、大客户绿色准入限制，企业长期价值会受到巨大冲击。但是绿色供应链转型不是无差别投入，企业需要区分内部绿色改造与外部供应链协同的成本收益差异。内部绿色改造投入收益周期可控，优先落地内部绿色生产、工艺节能、废弃物循环，能够以相对可控的碳减排投入换取长期价值提升。而外部绿色供应链协同涉及大量供应商审核、绿色采购谈判，转型成本高，企业需要循序渐进推进，避免一次性大规模投入造成碳减排成本过高，挤压经营现金流。

本文研究结论对制造业企业低碳管理存在如下启示：第一，企业应树立长期视角看待绿色供应链转型，不能仅依据短期盈利波动否定绿色供应链价值，绿色供应链属于长期价值投资。第二，企业在绿色供应链布局时，优先落地内部绿色供应链实践，优化生产端能耗与排放管控；推进外部上下游绿色协同过程中，建立成本分担机制，与供应商分摊低碳改造投入，控制碳减排成本过快上涨。第三，企业需要建立碳减排成本动态核算体系，区分必要转型投入与低效投入，减少无效环保支出，提升绿色投入产出效率。

本文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第一，本文选取截面数据开展检验，绿色供应链转型、碳减排成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存在跨期动态特征，截面数据难以捕捉长期动态演化。第二，本文仅聚焦制造业全样本，制造业内部细分行业差异巨大，高耗能行业与装备制造行业的成本传导机制存在区别，后续可以进一步分行业开展异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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