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突破行业边界、重构竞争格局的核心驱动力，数字化投入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资源支撑，深刻改变了企业的投资决策逻辑与跨界发展模式。当前行业同质化竞争加剧、产业跨界融合提速，传统内生增长模式已难以满足企业规模化、多元化发展需求，跨界并购成为企业突破行业壁垒、整合异质性资源、实现产业延伸的关键路径。本文以201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研究法，系统探究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投入能够显著正向促进跨界并购决策，数字化投入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优化内部治理效率三条路径，推动企业发起跨界并购行为。本文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并购决策的相关研究，为企业合理布局数字化投入、科学开展跨界并购活动提供实证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化投入；跨界并购；并购决策；影响机制；企业动态能力

一、引言

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推动产业边界持续消融，跨行业、跨领域的产业融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流趋势，传统单一行业经营模式的发展瓶颈日益凸显。国家多项产业政策明确提出，要加快企业数字化改造升级，依托数字技术推动产业跨界融合、资源跨域整合，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转型升级。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跳出传统经营赛道，通过跨界并购整合新兴产业资源、布局新业务领域，以此培育全新增长动能。

相较于同行业并购，跨界并购面临行业信息壁垒高、资源匹配度低、整合难度大、决策风险高等诸多问题，多数企业因信息获取滞后、资源调配能力不足、治理体系滞后等问题，难以高效推进跨界并购决策。而数字化投入作为企业布局数字技术、搭建数字平台、培育数字人才的核心投入，能够帮助企业打破传统经营的信息壁垒与能力边界，优化外部市场信息捕捉能力、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与战略决策能力，为跨界并购决策提供核心支撑。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并购绩效、同行业并购行为的影响，针对数字化投入与跨界并购决策的专项研究较为匮乏，且对二者之间的内在影响机制缺乏系统梳理。基于此，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从实证视角切入，探究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的直接影响与传导机制，厘清数字化投入赋能企业跨界并购的核心路径。通过实证检验明确二者的相关性与作用逻辑，弥补现有研究缺口，同时为企业精准配置数字化资源、科学制定跨界并购战略、降低跨界投资风险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

二、文献综述

（一）数字化投入相关研究

数字化投入是企业为实现数字化转型开展的各类资源投入的总称，涵盖数字技术研发投入、数字设备购置投入、数字化人才储备投入、数字化平台搭建与运维投入等多个维度，是企业数字化能力培育的基础保障。国外学者Bharadwaj（2000）最早提出企业数字资源投入的核心价值，认为数字化资源投入能够重构企业生产经营模式，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市场响应能力。

国内学者李海舰（2021）指出，数字化投入区别于传统固定资产投入，具备渗透性、协同性、动态性特征，能够打破企业内部部门壁垒与外部行业壁垒，拓展企业经营发展边界。张庆龙等（202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合理的数字化投入能够优化企业信息传递效率，降低企业经营决策的不确定性，提升企业战略决策的科学性与前瞻性。还有学者研究表明，数字化投入的规模与结构，直接决定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度，进而影响企业对外投资、并购扩张等战略行为的选择。

（二）跨界并购决策相关研究

跨界并购是指企业突破原有主营业务行业边界，对非本行业企业发起的并购投资行为，是企业实现多元化经营、产业升级、风险分散的重要战略手段。相较于传统同业并购，跨界并购的核心特征是跨行业资源整合，面临更高的信息不对称风险、行业适配风险与整合风险。

现有研究对跨界并购决策的影响因素展开了丰富探讨。从外部层面，行业政策环境、市场竞争程度、产业融合趋势会显著影响企业跨界并购意愿；从内部层面，企业资金实力、研发能力、治理水平、管理层战略认知是决定跨界并购决策的核心因素。王艳等（2020）研究发现，企业核心能力不足是制约跨界并购决策的关键瓶颈，多数企业因缺乏跨行业信息研判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被动放弃优质跨界并购机会。刘鑫等（2023）指出，数字化时代下，传统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逐步弱化，数字能力已成为驱动企业跨界并购决策的全新核心变量。

（三）数字化投入与企业并购行为相关研究

当前学界已逐步关注数字化与企业并购行为的关联性，多数研究证实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并购活动存在显著赋能作用。从信息机制来看，数字化投入能够搭建市场化信息捕捉体系，帮助企业精准识别跨界行业的发展前景、目标企业经营状况，有效降低跨界并购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易靖韬，2025）。从能力机制来看，持续的数字化投入能够提升企业动态适配能力，帮助企业快速适配跨界行业的经营模式、技术体系与市场规则，提升跨界并购决策的可行性（张新民，2025）。

从治理机制来看，数字化投入能够优化企业内部管控体系，实现并购前精准研判、并购中高效管控、并购后科学整合，降低跨界并购的决策风险与整合成本（蓝发钦，2024）。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多数研究聚焦数字化转型整体效应，未细化数字化投入的专项影响，且对数字化投入影响跨界并购决策的多重传导机制缺乏系统实证检验，本文将基于此展开深入研究。

（四）研究述评

综合现有文献，学界已分别对数字化投入、跨界并购决策展开丰富研究，且初步证实数字化发展对企业并购行为存在积极影响，但仍存在两点研究缺口：第一，现有研究多关注数字化转型对并购绩效、同业并购的影响，专门针对数字化投入与跨界并购决策的针对性研究较少；第二，现有研究对二者之间的内在机制分析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的实证检验与路径梳理。基于此，本文聚焦跨界并购决策视角，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效应与多重传导机制，丰富相关领域研究成果。

三、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

结合现有理论与文献研究成果，本文从直接效应与中介效应两个维度提出研究假设。

1. 直接效应假设

企业数字化投入越多，数字技术、数字平台、数字人才等资源储备越充足，企业信息获取、市场研判、资源整合能力越强，能够有效突破跨界并购的行业壁垒与能力约束，提升企业发起跨界并购的意愿与概率。据此提出假设：H1：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2. 中介效应假设

（1）信息不对称的中介作用：数字化投入能够搭建全域信息收集与分析体系，降低企业与跨界行业、目标并购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企业精准评估并购价值与风险，推动跨界并购决策落地。据此提出假设：H2：数字化投入可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正向影响企业跨界并购决策。

（2）动态能力的中介作用：数字化投入能够持续培育企业市场适配、资源重构、创新迭代的动态能力，帮助企业快速适配跨界行业发展模式，提升跨界并购的可行性。据此提出假设：H3：数字化投入可通过提升企业动态能力，正向影响企业跨界并购决策。

（3）内部治理的中介作用：数字化投入能够优化企业内部管控、决策审批、风险管控体系，提升内部治理效率，降低跨界并购的决策风险，助力企业做出科学的跨界并购决策。据此提出假设：H4：数字化投入可通过优化内部治理效率，正向影响企业跨界并购决策。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研究样本，为保证数据有效性与研究可靠性，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第一，剔除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样本；第二，剔除ST、*ST及退市企业样本；第三，剔除核心数据缺失、异常的企业样本；第四，剔除当年未发生任何并购行为的样本。最终得到1286家企业、6430个年度观测值的平衡面板数据。

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其中数字化投入数据通过企业年报文本挖掘与财务报表明细数据整理获取，跨界并购决策数据、企业治理数据、财务特征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通过企业年度报告、巨潮资讯网补充完善。

（三）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跨界并购决策（CrossMA）

参考主流研究界定标准，以企业主营业务行业分类为依据，若企业当年发起的并购标的企业与自身主营业务行业大类不同，则判定为发生跨界并购，取值为1；未发生跨界并购则取值为0。

2. 解释变量：数字化投入（Digital）

本文采用企业年度数字化相关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数字化投入水平，数字化投入涵盖数字技术研发费用、数字设备购置费用、数字化人才薪酬、数字化平台运维费用等全部数字化专项投入，该指标数值越大，代表企业数字化投入力度越强。

3. 中介变量

（1）信息不对称程度（Asy）：采用分析师盈利预测分歧度衡量，分歧度越高，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2）企业动态能力（DC）：通过企业研发创新效率、市场营收增速、资源配置效率综合测算；（3）内部治理效率（Gov）：选取股权制衡度、董事会监督效率、管理层激励水平综合合成治理效率指标。

4.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干扰，本文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营业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董事会规模、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固定效应与年度固定效应。

（四）模型设定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因此采用Logit模型检验数字化投入对跨界并购决策的直接影响，同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内在作用机制，所有模型均控制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有效规避个体差异与时间趋势的干扰。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所有核心变量及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包含样本观测值、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初步判断数据分布合理性，具体统计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1可知，跨界并购决策（CrossMA）均值为0.382，说明样本企业中38.2%的企业发生过跨界并购行为，企业跨界扩张意愿较为普遍；数字化投入（Digital）均值为0.065，说明样本企业数字化投入平均占营收比重为6.5%，且不同企业数字化投入标准差为0.042，企业间数字化投入水平存在明显差异，为本文实证研究提供良好的数据基础。各变量数值分布均在合理区间，无极端异常值，数据可靠性较强。

（二）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变量间的初步关联关系，规避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对核心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2 变量相关性分析结果（***p<0.01）

相关性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Digital）与跨界并购决策（CrossMA）在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初步验证本文H1假设；数字化投入与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负相关，与企业动态能力、内部治理效率显著正相关，各中介变量与跨界并购决策均呈现显著相关关系，初步契合中介效应研究假设。同时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模型设定合理。

（三）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采用Logit模型进行基准回归，检验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的直接影响，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3 基准回归结果（**p<0.05，***p<0.01）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的回归系数为2.863，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企业数字化投入力度越大，发起跨界并购决策的概率越高，本文H1假设成立。究其原因，数字化投入能够持续优化企业信息获取、资源整合、风险管控能力，打破跨界并购的行业信息壁垒与能力约束，有效降低跨界并购的决策风险与不确定性，进而显著提升企业跨界并购意愿。同时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负债水平均对跨界并购决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符合企业投资决策的基本逻辑。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为进一步厘清数字化投入影响跨界并购决策的内在机制，本文依次检验信息不对称、企业动态能力、内部治理效率的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回归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4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p<0.01）

从检验结果可知：第一，数字化投入显著降低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信息不对称程度显著抑制跨界并购决策，说明信息不对称发挥部分中介作用，H2假设成立。数字化投入通过搭建数字化信息研判体系，打破行业信息壁垒，解决跨界并购中的信息差问题，为决策提供信息支撑。第二，数字化投入显著提升企业动态能力，动态能力正向促进跨界并购决策，H3假设成立。持续的数字化投入重构企业资源配置模式，提升企业跨行业适配与整合能力，支撑跨界并购落地。第三，数字化投入显著优化内部治理效率，治理效率正向推动跨界并购决策，H4假设成立。数字化投入完善企业决策与风控体系，降低跨界并购的内部决策风险，提升决策科学性。综上，三条中介路径均成立，数字化投入可通过多重路径赋能企业跨界并购决策。

（五）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缩短样本区间、滞后一期核心解释变量三种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核心变量系数符号、显著性未发生本质变化，说明本文研究结论具备良好的稳健性与可靠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9-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的影响机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 数字化投入对企业跨界并购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数字化投入力度越大，发起跨界并购的概率越高，是企业突破行业边界、开展跨界扩张的重要核心驱动因素。

2. 数字化投入可通过三条中介路径间接影响跨界并购决策：一是通过降低企业与跨界行业、目标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解决跨界并购信息研判难题，助力决策落地；二是通过培育企业动态适配、资源重构能力，提升企业跨界经营与整合能力，增强跨界并购可行性；三是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治理与风险管控体系，降低跨界并购决策风险，提升决策科学性。

3. 企业规模、盈利能力、资产负债水平等传统财务特征，仍对跨界并购决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与数字化投入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企业跨界并购战略落地。

（二）实践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企业、行业两个层面提出实践启示：

1. 企业层面：企业需重视数字化投入的战略价值，合理加大数字技术研发、数字平台搭建、数字化人才培养等专项投入，持续培育数字化核心能力。同时要优化数字化投入结构，依托数字技术搭建全域信息研判体系、完善内部治理风控机制、培育动态适配能力，精准破解跨界并购的信息壁垒、能力短板与风险难题，科学布局跨界并购战略，避免盲目跨界扩张。

2. 行业层面：行业龙头企业可发挥引领作用，搭建行业数字化共享平台，推动行业数字资源共享、技术互通，降低行业整体跨界融合门槛。同时行业协会可引导企业理性开展数字化投入与跨界并购，推动产业有序跨界融合，规避无序并购、盲目扩张带来的行业资源浪费，助力产业高质量转型升级。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仍存在一定研究局限：一是未区分数字化投入的细分类型，不同维度数字化投入对跨界并购决策的差异化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二是未开展异质性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不同行业企业的影响差异可进一步深挖。未来研究可细化数字化投入维度，结合企业异质性特征，深入探究不同场景下数字化投入对跨界并购决策的差异化作用机制，进一步丰富相关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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