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是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的核心抓手，家族式涉农企业作为农业产业经营的核心主体，其数字化管理变革是推动农业产业提质增效的关键。当前学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针对家族式涉农企业这一特殊主体，其数字化管理变革的阻滞因素、作用机制及优化路径的实证研究仍较为匮乏。本文以2018-2023年沪深两市A股家族式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治理结构、资源禀赋、认知理念、外部环境四个维度界定数字化管理变革阻力，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各类阻力对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析企业数字化投入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家族治理壁垒、数字资源匮乏、管理者认知滞后、外部政策适配不足均显著抑制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成效；其中家族治理壁垒的阻滞效应最为显著，数字投入可有效弱化各类阻力的负面作用。本研究厘清了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的核心阻滞机制，为涉农家族企业突破管理转型困境、实现现代化治理升级提供实证支撑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数字赋能；家族式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阻力；数字化转型

一、引言

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背景下，农业产业数字化、现代化转型成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落脚点。我国涉农经营主体中，超75%的民营涉农企业为家族控股模式，家族式涉农企业凭借本土化资源优势、决策灵活优势，成为农产品种植加工、流通销售、乡村产业运营的核心力量，是衔接小农户与大市场、推动农业产业化升级的关键载体[1]。传统家族式涉农企业长期依托经验化、人情化管理模式，产权与经营权高度集中、管理制度松散、流程标准化程度低，难以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精细化、智能化、现代化的管理需求，管理模式滞后已成为制约企业规模化、品牌化发展的核心瓶颈[2]。

数字赋能为家族式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提供了全新路径，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智慧供应链等数字技术，可实现企业生产管控、财务核算、人员管理、供应链运营、客户运维的全流程数字化重构，有效破解传统家族管理模式权责模糊、效率低下、风控薄弱等痛点[3]。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农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方案》等政策，扶持涉农企业开展数字化改造，推动农业经营管理现代化升级。但实践中，多数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进程缓慢，存在“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动”的普遍困境，数字化投入与管理成效严重错配，数字技术赋能治理升级的红利未能充分释放[4]。

现有研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转型成效、优化路径展开了大量探讨，部分学者认为数字技术可优化企业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助力传统企业现代化转型[5]。也有研究指出，家族企业特殊的治理模式、社会情感财富诉求、资源约束特征，使其数字化转型相较于非家族企业面临更强的内部阻力，转型难度更大[6]。针对涉农企业的专项研究多聚焦于生产端数字化应用、产业链升级，鲜有研究聚焦家族式涉农企业的管理变革阻力，缺乏对各类阻力的量化实证分析，且未系统厘清阻力因素、数字化投入与管理变革成效的内在作用机制，难以精准指导企业突破转型困境[7]。

相较于普通家族企业，家族式涉农企业兼具家族治理的封闭性与农业产业的弱质性，其管理变革阻力呈现独特性：一是家族集权治理模式排斥现代化制度管理，人情治理替代制度治理，制约数字化管理体系落地；二是涉农行业利润偏低、数字化投入回报周期长，企业数字资源储备不足、技术人才匮乏；三是家族管理者多依赖传统农耕经营经验，数字化认知滞后、转型意愿保守；四是农业数字化配套政策、基础设施、技术服务体系不完善，外部支撑力度不足[8]。多重阻力叠加，导致多数家族式涉农企业的数字化改革仅停留在设备智能化层面，未实现管理体系、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现代化管理转型流于形式。

基于此，本文以2018-2023年A股家族式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内部治理、资源、认知及外部环境四个维度选取核心阻力变量，通过实证模型检验各类阻力对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的影响，并验证数字化投入的中介调节作用。相较于现有研究，本文的创新点在于：第一，聚焦家族式涉农企业细分主体，针对性界定数字化管理变革的专属阻力体系，弥补现有研究场景泛化的不足；第二，通过大样本实证量化各类阻力的影响强度，明确核心阻滞因素；第三，结合实证结果提出适配涉农家族企业特征的精准破解路径，兼具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核心变革阻力与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的关系

结合家族企业治理特征与涉农行业属性，本文将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阻力划分为四大核心维度，分别为家族治理壁垒、数字资源匮乏、管理者认知滞后、外部环境约束，各维度阻力的作用机制与研究假设如下。

1. 家族治理壁垒的阻滞作用

家族治理壁垒是制约涉农家族企业管理现代化转型的核心内部阻力。家族式涉农企业普遍存在股权高度集中、家族成员把控核心管理权的特征，企业治理以人情信任为核心，而非标准化制度体系[9]。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强调流程标准化、权责明晰化、决策数据化、监管透明化，需要打破传统家族集权管理模式，重构企业组织架构、管理制度与决策机制。但家族控股群体出于维护控制权、保留社会情感财富的诉求，排斥外部职业经理人入驻、抵触管理制度革新，不愿打破固有利益格局[10]。同时，家族内部裙带关系普遍存在，岗位分配、薪酬考核、决策执行依赖人情关系，数字化管理的刚性制度约束会冲击传统治理模式，导致数字化管理制度难以落地执行，显著抑制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H1：家族治理壁垒对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2. 数字资源匮乏的阻滞作用

数字资源是企业开展数字化管理变革的基础支撑，涵盖资金资源、技术资源、人才资源三大核心要素。涉农行业具有利润率偏低、经营季节性强、现金流不稳定的特征，家族式涉农企业多为中小规模，自有资金积累有限，而数字化管理体系搭建、数字设备采购、系统运维、人才引入需要持续的高额投入，投入回报周期较长，企业普遍存在数字化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11]。同时，农业数字化复合型人才稀缺，行业吸引力较弱，家族企业封闭的用人机制难以吸纳专业的数字管理、数据分析、智慧运维人才，现有员工数字化素养普遍偏低，无法适配现代化数字管理的运营需求[12]。此外，多数涉农家族企业缺乏专属的数字化技术合作机构，技术迭代、系统升级滞后，数字资源的全方位匮乏，导致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难以推进。基于此，提出假设：

H2：数字资源匮乏对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3. 管理者认知滞后的阻滞作用

企业管理者的认知水平与转型意愿，直接决定数字化管理变革的推进力度与落地效果。家族式涉农企业创始人及核心管理者多深耕传统农业经营领域，长期依赖经验化管理模式，形成固化的经营思维，对数字赋能管理变革的价值认知不足，片面认为数字化仅为生产设备智能化升级，忽视管理体系、治理逻辑的数字化重构[13]。同时，农业产业风险较高，数字化转型存在投入风险、试错风险，家族管理者普遍存在风险规避心理，保守经营意愿强烈，缺乏主动变革的动力[14]。部分管理者存在短视思维，过度关注短期经营利润，忽视数字化转型的长期价值，主动缩减数字化管理投入、暂缓制度革新，直接阻碍企业现代化管理升级进程。基于此，提出假设：

H3：管理者认知滞后对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4. 外部环境约束的阻滞作用

外部政策、基础设施、行业服务环境是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的重要外部支撑。当前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区域农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均衡，农村地区网络覆盖、数据终端、智慧运维设施不完善，制约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的常态化运行[15]。同时，涉农数字化扶持政策存在落地碎片化问题，部分补贴政策门槛高、申报流程复杂，专项针对家族涉农企业管理数字化的扶持政策稀缺，政策适配性不足[16]。此外，农业数字化第三方服务体系不完善，缺乏适配涉农企业经营场景的轻量化数字管理系统、专业化运维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试错成本高、后续保障不足，外部环境的多重约束显著降低管理变革成效。基于此，提出假设：

H4：外部环境约束对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二）数字化投入的中介调节作用

数字化投入是企业突破转型阻力、提升管理变革成效的核心媒介。充足的数字化资金、技术、人才投入，可有效对冲各类阻力的负面作用：针对家族治理壁垒，高额数字化投入倒逼企业优化组织架构、完善管理制度，弱化人情治理弊端；针对数字资源匮乏，持续的数字化投入可补齐设备、技术、人才短板；针对管理者认知滞后，数字化投入的落地成效可提升管理者对数字赋能的认知，强化转型意愿；针对外部环境约束，企业自主数字化投入可弥补基础设施与政策服务的不足，主动推进管理现代化升级[17]。据此推断，数字化投入在各类变革阻力与管理变革成效之间存在中介调节效应，可弱化阻力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

H5：数字化投入在变革阻力与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之间发挥正向中介调节作用，可显著弱化各类阻力的负面阻滞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8-2023年沪深两市A股家族式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涉农企业界定为从事农业种植、养殖、农产品加工、农业流通、乡村文旅、智慧农业服务的上市企业；家族企业界定为家族持股比例≥20%、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经营管理的企业。为保证数据真实性与有效性，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剔除ST、*ST及退市企业；剔除金融类、非涉农主营业务企业；剔除核心数据严重缺失的样本；剔除成立不足2年的新生企业。最终获得平衡面板样本124家企业，共计744条年度观测数据。

本文核心数据均来自权威数据库：企业治理数据、财务数据、数字化投入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WIND数据库；企业管理变革成效数据、外部环境数据来源于《中国农业数字化发展报告》、企业年度社会责任报告及年报披露数据；所有连续变量均采用上下1%缩尾处理，消除极端值干扰，采用STATA17.0软件开展实证分析，保证结果稳健性。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Eff）：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结合涉农企业管理特征，从管理效率、制度规范化、数字化落地程度、运营成本控制四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综合得分，得分越高代表企业数字化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越好。

2. 解释变量（变革阻力）

家族治理壁垒（Bar1）：以家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家族高管占比、两职合一情况（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家族成员则赋值1，否则0）加权测算，数值越高代表家族治理集权程度越高，治理壁垒越强。

数字资源匮乏（Bar2）：从数字化资金投入占比、数字化人才占比、数字技术合作频次三个维度反向赋值，数值越高代表数字资源缺口越大、匮乏程度越高。

管理者认知滞后（Bar3）：以管理层数字化转型重视程度、数字化战略规划完善度、转型风险规避程度综合测算，数值越高代表管理者认知越滞后、转型意愿越保守。

外部环境约束（Bar4）：以企业所在地区农业数字基础设施水平、涉农数字化政策扶持力度、第三方数字服务完善度反向测算，数值越高代表外部环境约束越强。

3. 中介变量

数字化投入（Input）：以企业年度数字化研发投入、数字设备采购投入、数字化人才薪酬投入、系统运维投入的总额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衡量，比值越高代表企业数字化投入力度越大。

4. 控制变量

借鉴学界主流研究，选取企业规模（Size，总资产对数）、企业年龄（Age，样本年份-成立年份）、盈利能力（Roa，总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Growth，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股权集中度（Top1）为控制变量，同时控制行业、年度固定效应。

变量具体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构建

为验证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所有模型均采用文本公式表述，具体如下：

第一，主效应回归模型，验证四类阻力对管理变革成效的直接影响，对应假设H1-H4：

Eff = α0 + α1Bar1 + α2Bar2 + α3Bar3 + α4Bar4 + ΣαControl + Year + Industry + ε

第二，中介效应分步回归模型，验证数字化投入的调节作用，对应假设H5：

Input = β0 + β1Bar1+β2Bar2+β3Bar3+β4Bar4 + ΣβControl + Year + Industry + ε

Eff = γ0 + γ1Bar1+γ2Bar2+γ3Bar3+γ4Bar4 + γ5Input + ΣγControl + Year + Industry + ε

上述公式中，α0、β0、γ0为常数项，α1-α4、β1-β4、γ1-γ5为变量回归系数，Control为所有控制变量，Year、Industry为年度与行业固定效应，ε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本文所有核心变量、控制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样本数据的分布特征，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样本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Eff）均值为0.386，最大值0.891、最小值0.102，说明我国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管理转型成效差异显著，整体转型水平偏低。四类阻力变量均值均处于0.49-0.63区间，其中家族治理壁垒（Bar1）均值最高，是企业转型的首要阻力。数字化投入（Input）均值仅为0.042，表明涉农家族企业数字化投入整体规模偏小，投入力度不足。各控制变量数据分布合理，无极端异常值，样本质量良好，可开展后续实证检验。

（二）相关性分析

为检验变量间的相关关系与多重共线性问题，对所有变量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注：*p＜0.1，**p＜0.05，***p＜0.01

由表3可知，四类变革阻力（Bar1-Bar4）均与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Eff）在1%水平上显著负相关，初步验证假设H1-H4成立；数字化投入（Input）与变革成效显著正相关，与四类阻力均显著负相关，初步说明数字化投入可弱化阻力的负面作用，契合中介效应假设。同时，各变量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5，VIF检验结果均小于3，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数据可用于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主效应与中介效应进行分步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模型1为仅含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模型2加入四类核心阻力变量，验证主效应；模型3以数字化投入为被解释变量，检验阻力对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模型4加入中介变量，验证中介效应。

注：*p＜0.1，**p＜0.05，***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

回归结果显示：第一，模型2中四类阻力变量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负，其中家族治理壁垒（Bar1）系数绝对值最大（-0.312），表明家族治理集权、人情治理模式是阻碍涉农家族企业管理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因素，数字资源匮乏、认知滞后、外部约束依次次之，假设H1、H2、H3、H4全部成立。第二，模型3中四类阻力均显著抑制企业数字化投入，说明各类转型阻力会降低企业数字化投入意愿与投入规模。第三，模型4加入数字化投入变量后，四类阻力的负向系数均显著减小，且数字化投入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投入在阻力与管理变革成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可有效弱化各类阻力的阻滞作用，假设H5成立。

（四）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测算方法的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算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重复上述回归步骤，核心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显著性与基准回归完全一致，仅系数大小存在小幅波动，说明本文的实证结论稳健可靠，不存在结果偏差问题。

五、研究结论与破解路径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8-2023年A股家族式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数字赋能下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的阻力因素及作用机制，探究数字化投入的中介调节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赋能背景下，家族式涉农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受多重阻力共同制约，其中家族治理壁垒是核心阻滞因素，数字资源匮乏、管理者认知滞后、外部环境约束依次发挥显著负向抑制作用。家族集权治理、人情替代制度的治理模式，从根源上阻碍了数字化管理制度与流程的落地。

第二，各类变革阻力均会显著降低企业数字化投入意愿与投入规模，形成“阻力大-投入低-转型成效差”的恶性循环，中小规模涉农家族企业的转型困境更为突出。

第三，数字化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中介调节作用，充足的数字化资金、人才、技术投入，可有效对冲内部治理、资源、认知及外部环境的多重阻力，显著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变革成效，是企业突破转型困境的关键抓手。

（二）精准破解路径

结合实证研究结论，针对四类核心变革阻力，从企业内部革新、外部赋能两个层面，提出适配家族式涉农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变革破解路径。

1. 优化家族治理结构，破除制度变革壁垒

针对家族治理集权、人情治理的核心阻力，企业需推进治理模式现代化革新。一是适度推进股权与管理权分权改革，引入职业经理人团队负责数字化管理运营，弱化家族成员对日常管理的绝对把控，打破裙带治理模式；二是建立标准化数字化管理制度，重构人事、财务、生产、供应链管理流程，以数据化、制度化管理替代经验化、人情化管理；三是完善内部监督与考核机制，将数字化转型成效、管理效率提升纳入高管考核体系，约束家族成员非理性决策，为数字化管理落地提供制度保障。

2. 补齐数字资源短板，强化转型基础支撑

破解数字资源匮乏困境，构建资金、人才、技术全方位支撑体系。在资金层面，企业合理规划年度数字化投入预算，持续加大管理系统升级、智能设备运维投入，同时积极申报涉农数字化专项补贴，拓宽融资渠道，缓解资金压力；在人才层面，建立数字化人才引进与培育机制，定向招聘农业数字化、数据分析、智能管理专业人才，定期开展全员数字化技能培训，提升管理层与员工数字素养；在技术层面，与高校、数字科技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定制适配涉农经营场景的轻量化数字管理系统，实现技术持续迭代升级。

3. 更新管理者认知理念，激活内生转型动力

扭转管理者保守认知、短视思维，强化数字化转型内生动力。一是组织家族管理层参与农业数字化转型专项培训、行业标杆企业游学，直观认知数字赋能管理升级的长期价值，打破经验化经营思维桎梏；二是企业制定中长期数字化管理转型战略规划，明确阶段性转型目标、投入计划与落地细则，避免短期逐利行为；三是建立转型试错容错机制，降低管理层风险规避心理，鼓励主动开展管理模式创新、数字化流程优化，激活企业现代化变革内生动力。

4. 优化外部发展环境，完善政策服务赋能体系

政府与行业协会需强化外部赋能，破解环境约束阻力。一是加快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涉农企业网络覆盖、数据终端、智慧运维配套设施，夯实农业数字化发展基础；二是优化专项扶持政策，降低涉农家族企业数字化补贴申报门槛，针对管理数字化转型出台专项扶持、税收优惠政策，精准助力中小企业转型；三是培育农业数字化第三方服务机构，提供系统运维、数据解析、管理咨询等专业化服务，降低企业转型成本与试错风险，构建“政府扶持、行业赋能、企业主导”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三）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以上市家族式涉农企业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未涵盖中小非上市涉农家族企业，样本覆盖范围存在一定局限性，后续研究可拓展中小微涉农家族企业样本，对比分析不同规模企业的转型阻力差异。同时，本文仅探究数字化投入的单一中介效应，未考虑企业战略、行业竞争、代际传承等调节因素的影响，未来可纳入多维度调节变量，深入剖析家族式涉农企业数字化管理变革的复杂作用机制。此外，后续可结合案例研究方法，选取标杆企业深度剖析转型路径，形成更具针对性、可复制的转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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